摘要：
本文目录曹植称阿胶为什么东阿阿胶掌门人是如何回应阿胶是水煮驴皮的地名中的文化背景一、曹植称阿胶为什么曹植称阿胶为仙药。阿胶，作为一味传统中药材，历史悠久，自古以来便被视为滋补佳品。... 本文目录
一、曹植称阿胶为什么
曹植称阿胶为仙药。
阿胶，作为一味传统中药材，历史悠久，自古以来便被视为滋补佳品。曹植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他对医药学也有深厚的兴趣。在他的著作中，阿胶被赞誉为“仙药”，这一称呼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阿胶独特的药理作用和滋补功效。
阿胶主要由驴皮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制作工艺熬制而成，其质地粘稠，呈暗褐色，具有独特的香气。在中医理论中，阿胶被归为滋补上品，主要功效为滋阴补血、润肺止咳。对于因血虚引起的面色萎黄、心悸乏力、月经不调等症状，阿胶有着显著的疗效。同时，阿胶还能滋润肌肤，延缓衰老，这也是它被誉为“仙药”的原因之一。
曹植生活的时代，正值三国鼎立，战乱频繁，人民生活困苦，疾病丛生。在这样的背景下，阿胶这种具有显著滋补和疗效的药材自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曹植本人对阿胶的推崇，既源于他对医药学的深入了解，也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在他的诗文中，阿胶被赋予了神奇的色彩，成为了人们追求健康和长寿的象征。
阿胶不仅仅是一种药材，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医学智慧的结晶。它承载着人们对健康、长寿的美好追求，也见证了历代医家对药理、药效的深入探索和研究。曹植称阿胶为“仙药”，既是对阿胶独特药理作用的肯定，也是对中医药文化的一种赞美和传承。
二、东阿阿胶掌门人是如何回应阿胶是水煮驴皮的
2月18日，国家卫计委下属的公益热线官微发布了一条微博，“过年不值得买之阿胶”：请透过现象看本质，阿胶只是“水煮驴皮”。驴皮的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而这种蛋白质缺乏人体必需的色氨酸，并不是一种好的蛋白质来源。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3月9日、10日的会议间隙，全国人大代表，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秦玉峰接受看法新闻记者独家专访，就有关阿胶、中医药发展创新等热点话题进行了回应。
问：作为东阿阿胶的“掌门人”、阿胶专家，您如何看待“阿胶只是水煮驴皮”等质疑？阿胶的功效到底如何？
秦玉峰说阿胶是拥有近三千年悠久应用历史的传统中药瑰宝，久经考验，对中华民族的健康发挥着不可磨灭的呵护作用。
作为名贵中药材，阿胶被列入1963年至今的历版《中国药典》，是国家批准的“药食同源”产品。阿胶具有补血滋阴、润燥、止血等功效，药典对阿胶的功效有非常明确、精准的表述，无论是传统中医理论还是现代药理研究，也都可以查询得到，我们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生产和经营。
问：“水煮驴皮”这个词很抓眼球，可能在许多对阿胶不了解的人想象中，阿胶就是这么制作出来的。当前在科技发展的背景下，阿胶的制作工艺有哪些创新？
秦玉峰：阿胶制作工艺从手工化到机械化再到智能化，有了质的飞跃。上世纪七十年代前，东阿阿胶作为一个手工作坊，技术落后、生产率低，依靠世代传承的炼胶技艺“半年生产半年闲”。
1975年，第一台蒸球化皮机在东阿阿胶问世，使阿胶行业迈入工业化时代。东阿阿胶随后完成了我国唯一一部系统描述阿胶生产工艺的文献资料《阿胶生产工艺规程》，被列为国家级保密工艺。
如今，东阿阿胶依靠智能抓手、基因测序、指纹图谱、近红外线检测、特征肽鉴别等一系列“高精尖”技术，完成了科技与传承近3000年传统技艺的碰撞、结合。
与其他汤剂中药材生产不同，阿胶生产线几乎没有现成的设备，都要靠自主创新，每个节点的智能化，背后都蕴含着大量创新工作。一块小小的东阿阿胶胶块里，拥有345项专利技术，37项已纳入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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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也曾在2016年时引用果壳网等资料，称阿胶、红枣、红糖这些“补血神品基本没用”。其中，阿胶由驴皮熬制，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和猪皮、牛皮及其他皮的成分并无太大不同。因为没什么铁，所以没有补血补铁的作用。
据业内人士介绍，过去十几年中，阿胶涨价背后推手主要是“驴皮资源紧缺”。
毛驴曾经是我国北方地区农业劳动与交通的主力，但随着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水平有了显著提升，用驴的地方少了，毛驴产业由此遭到严重冲击。据2015年国家畜牧统计年鉴，毛驴存栏量已由1996年的944万头下滑到542万头。目前国内驴皮供应总量不足180万张，还不足国内需求量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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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业内人士介绍，2001—2016年，在阿胶价格上涨40多倍的过程中，国内驴皮价格已经上涨了近100倍，如今每张驴皮(约3.5千克—4千克)已经卖到了2500元左右，而在2000年其市场价格仅20多元。一个年收购规模1万张的驴皮贸易商，每年一倒手，就有大笔的利润进账。
由此，进口成为原料来源的一大途径。东阿阿胶相关负责人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东阿阿胶的驴皮原料进口比例已增至20%。
而据外媒报道，由于中国过于巨大的进口量，非洲的尼日尔、布基纳法索等国宣布停止驴皮出口，称其国内的驴资源已被“过度开发”。
报道称，中国是布基纳法索驴皮的最大出口国，中国人用其来制造传统中药阿胶。当局表示，驴皮出口从2015年第一季度的1000张，大幅上升到同年最后一季度的18000张。
对此，东阿阿胶集团总裁秦玉峰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中企在海外进口驴符合市场国际化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一些地方驴数量过多的问题。
“目前中国阿胶产业的总体规模在200亿元以上，未来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放开以及大众保健意识的增加，阿胶产业超过千亿元规模可期。”2015年11月，东阿阿胶总裁秦玉峰在出席活动时做出上述表示。
而前瞻产业研究院预计，在目前的市场需求增速下，2017年—2022年行业能够保持15%左右的增速，即到2022年阿胶市场规模达到717亿元。
三、地名中的文化背景
拉萨(圣地---藏语)
邯郸(邯郸学步)
浅谈中国地名
从猿到人，由野蛮到文明，造就了人类以语言、文字命名事物的禀性。试看：天上地下，宏观微观，似乎找不到已被人类认识而没有名称的事物，连古代不可能涉足的月球也被富于想象的中国人虚拟出一座“广寒宫”。
人类把许多地理实体标记为一个地名，用来识别不同地域的符号，它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交往的工具，也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文化宝藏。而我国存在着大量古地名和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地名。它们遍布在山岭、溪渠、湖塘、风景名胜、文物古迹、纪念场所、古遗址、古建筑及街巷等处，它是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名人辈出的地理标志和生动写照。有的古遗存虽在历史沧桑中湮没了，只留下名称，但后人能凭借这些名称，勾起对历史的记忆而寻觅其踪迹。它是古老的地理座标。大量古老地名的存在，剖视了中国不同时空的文化层面，是展示中华历史的漫漫长卷，也是活生生的时空民生画卷，理应作为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地名是民族文化遗产”，这是联合国第5届地名标准化会议对地名的物质性、社会性和文化意义的定位。
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不仅是世界上地名数量最多的国家，而且其文化底蕴之深厚也非一般国家所能比拟，是一座地名文化资源的“富矿”。而文化的基本结构可以分为四个层面的内容：其一为物质文化，包括人类加工制造的生产、生活的器具及其相关的技术；其二为精神文化，包括人们的思想、信念、价值观以及心态等；其三为行为文化，指人闷在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行文模式；其四为制度文化，表现为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确立的社会规范。地名的起因和分类，一般也都从这四个方面谈起。
地名的分类和起源
地名种类繁多，意义各异。在这里只能列举一些比较常见的种类。而且部分地名分类的界限也比较模糊，既可以说是以姓氏分，也可以说是以地貌分，所以在本文中就不细抠其类别了。
一、以地貌特征或地物命名。
如黑龙江、大横沟、青崖头、石崖只、窑子门、中岔口、岭底、坡头、沙凹、红土坡、苌池、红崖底、窄门只、车箱、磁盆水、宽坪、白石、黑石窑、黄龙头、岑峰等。有典型性的是“四龙村”，它是以背着一条南北走向如龙的山貌与村落所处的地形而命名为黄龙头（龙王头）、黄龙凹、龙潮湾和青龙坡。还有桂林的象鼻山等等。
还有一种格式，是姓氏与地名的结合，为第一种和第二种格式的综合部分。在人口密集、地貌各异的地方，这样的名称不胜枚举。如*家*，一般第一个*是姓氏，第二个*一般说的是地貌，如沟、梁、峪、陵、丘、阜、畈、墩、乡、亭、聚、坞、壁、垒、戍、堡、镇、铺、集、市、场、务、平、坪、门、砭、碱、寺、塔、咀、店、渠、岭、湾、汇、垴、川、场、窑、城、台、池、坳、屯坎、坟等等。具体如：亢家沟、李家梁、戚家庄、马家砭、肖家汇、梁家寨、蔡家坪、郭村、贺村、路家村、牛家村、傅家垴、贾家峪、郑家沟、刘家坡、赵家岔、郭家坪、苏家岭、袁家梁、王家湾、朱家坟等。
其中如“岳各庄”这种名称，是由于发音的变化演变过来的。岳各庄其实就是岳家庄而已，这些都是由于汉语语音的发展变化而来的。
先秦时代，华北平原以“丘”、“陵”、“阜”命名的地名很多，这反映了当时的地理环境――地貌起伏不平，人们择高地而居以避洪水，“丘”的消逝则说明它们日后被黄河等河水漫流所挟泥沙淤平；两汉时，以“乡”、“亭”、“聚”命名地方，表现了当时的地方基层行政制度；六朝时；坞、壁、垒、戍、堡等地名用字的出现，应与当时豪族大土地所有制以及社会动乱需要防御有关；唐中叶以后，内地出现的“镇”、“集”、“市”反映小商业城市的兴起，“场”、“务”表明了官营手工业的发达。“不而”、“不夜”、“不其”等沿海地名常带“不”字，可以认为是“不”这一古代东北滨海民族的发语音造成的，这些凝聚民族、语言史料的地名，对于了解古代的部族迁徙有很大帮助。有些是姓氏+地貌词+子这种格式的，如：牛寨子，郝窑子等。还有如八王坟、公主坟等格式的地名。与地貌和姓氏有关的地名种类繁多，是最常见的，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河北邯郸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名最早出现于古本《竹书纪年》。邯郸地名之由来，现一般以《汉书·地理志》中三国时魏国人张晏的注释为源：“邯郸山，在东城下，单，尽也，城廓从邑，故加邑云。”意思是说，邯郸的地名源于邯郸山，在邯郸的东城下，有一座山，名叫邯山，单，是山脉的尽头，邯山至此而尽，因此得名邯单，因为城廓从邑，故单旁加邑(阝)而成为邯郸。邯郸二字作为地名，三千年沿用不改，是中国地名文化的一个特例。
我国的很多地名中都带个“洲”或“州”字，在这里也有必要特别说明一下。
古人在制作了“川”字的基础上，为表达“川”中的小岛，才制作出“州”字。“州”的本义是河道中的小岛（或称沙洲）、水中陆地。我国最早的诗集《诗经·周南·关睢》篇中有“关关睢鸠，在河之州”句。《说文解字》：“州，水中可居曰州。周绕其旁。从重川。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或曰九州。”在上古洪荒时代，人们还没有建立行政区划的概念和区划单位，帝尧曾经把“水中高土”“州”划分为九个区域（九州）来进行管理。这就是后人把“州”作为一种行政区划的雏型。但秦、汉前“州”的范围很不确定，有“九州”和“十二州”之说，还有“大九州”之说`。皆传说中的地方行政区划制度实际上并不存在。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始于京师附近地区外，分境内为十三个监察区，称为十三州，置刺史巡视境内。东汉末“州”始成为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后世“州”作为行政区划或存或废，范围或大或小，但仍沿用至今。当“州”被用作为行政区划名称来表示“赤县神州”之后，再用它表“水中陆地”似有欠妥，于是古代文人又在“州”字前面加上一个“氵”部首，用“洲”来替代“州”，让“洲”拥有了“州”原来的涵义，而“州”在现代汉语言中只局限于作地方行政区划名，城市地名。在我国县级以上带“州”或“洲”的城市名称中，除了“株洲市”和“满洲里市”用“洲”以外，其他一般皆用“州”。
二、以家族或族群姓氏命名。
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模式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根基，决定了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以及其意识形态。孟子也曾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因此，以姓氏或族群姓氏命名的村落或城市在中国地名中是最多、最常见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宗法社会的人们往往按姓氏聚居，姓氏便成为地名中最富区别意义的亮点。其格式一般*村（乡、县）。如河南省的卢氏县，还有部分村名如姜家、韩家、弥家、李村等。此外还有诸如秦村刘家、秦店张家等格式的村名。
但是，也有地方是反过来的，以居住地为姓氏，如齐国公族大夫分别住在东郭、南郭、西郭、北郭，这四郭便成了姓氏。
三、以方位命名。
如北坡、北社、北娄、北沟、北崖湾；东寨、东垴、东坪、东园、东坡、东山、东拦；南村、南沟、南河、南岭、南社、南流、南峪、南咀、南贝子；西村、西杜、西社、西湾、西峪、西掌、西坡、西垴、西山头；中兰、中庄、中社、中兴道、中心梁等。方位常常还与姓氏相结合，这个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
与“州”一样，“阴”“阳”也是地名中常出现的。在中学语文课本中我们都知道“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中国古代根据《易经》等发端出来的风水堪舆学大有讲究（并非完全迷信，参看《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一期）。因此将地势的起伏等都采用阴阳五行的方式加以描述。
因此，山的南方因为能照到太阳，称为阳，山北称为阴；而水（河）正相反，水北为阳，而水南为阴。但也有例外，湖北汉阳却在汉江的南面，其原因是历史上汉水改道，由汉阳城的南面改到北面，而城市名称未变，所以就形成了一个特例。
四、以植物命名。
如苹果园、枣林沟、榆林垴、麻地沟、杨林窑、香草坪、柏石、芦芽沟、椿树底、檀山沟、杳树坡等。
五、以动物命名。
有鹿峪、马乡、熊坪、鹤山、猫铺、豹川、羊泉、鳌头、骆驼道、獐儿坪、绵羊坡、虾蟆垴、狮子坪等。
六、以神话命名。
有仙人、神泉、石佛、普贤、寺坪、禅房、佛堂、泥河、石牛、神头、观音堂、罗汉堂、降香坪、狮子神、老石神、玉女峰、望夫台等。这些地名的起源都跟某个古老的传说有关，如：
山西神池县——因明代在境内建有神地堡，并在堡西门外有池水，相传其水“出无源、去无迹，旱不涸，雨不盈。名曰神池”而得名。
陕西凤翔县——相传秦穆公之女弄玉善于吹笛，引来善于吹簘的华山隐士簘史，知音相遇，终成眷属，后乘凤凰飞翔而去，唐时取此意更名凤翔。
狮子神村——传说，一少女路经此地遇虎，呼救，突然跳出雄狮咬死老虎，女得救，狮无踪。村民立狮神庙供奉，易村名为狮子神村。
寺底村——在昔日此地无水，一日忽见白鹿刨乱石，泉水涌出滔滔不绝。故村名曰神泉村。又因村落处于北寨坡“当里寺”之下故俗称“寺底村”。
罗汉堂村——传说，五台山文殊寺运送100尊铁罗汉经此遗失一尊，化人借宿未留而坐化原形，村民建崖堂置其中供奉祭祀，随即更村名为罗汉堂村。
七、源于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地名。
即以历史人物或与其相关的历史活动为背景而生成的地名和以一定的历史事件以及某一历史史实为背景形成的地名。如：长仙门、通远门、迎恩门等。
祁县，因春秋时晋国大夫祁奚食邑于此，而得名。
介休（市），因相传春秋时期晋国贵族介子推偕田隐居并死于境内之绵山而。
稷山（县），相传后稷曾于县境南陲的山中教民稼稿，后称为此山为稷王山，此地又因其山而得名“稷山”。
左权（县），古称僚阳，后几经改名。1942年9月，为纪念左权将军在此殉国，改名左权县。
闻喜（县），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原名左邑县，因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刘彻经此地时，听到官军破南粤(今广东)的喜讯，遂改县为为闻喜。
灵石（县），因隋文帝开皇十年挖河道时发现的古代陨石而得名。
八、含有寓意的地名。
这些地名要么是有史料记载、要么有时引诗为名。一般来说都为城市的名称。山西有个繁峙（县），因“城于山麓，群山环而拱之，而得名”。因此，“繁峙”，实际上就是对该县境内高山环绕的地势特征的一种概括性描述。
举例如：
成都：最早对成都二字作出解释的是宋人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卷七二)。乐史认为成都的得名是“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曰“成都”。宋人祝穆《方舆胜览》成都府路郡名条认为“盖取《史记》所谓三年成都之义，这种说法流传甚广，影响较大。还有一说是望帝杜宇新营过这座都城，所以取名‘成都’，是取成功、成就、完成的意义”。再有就是根据《山海经》有“成都载天”之山、“成侯之山”的文字记载，认为成都的“成”是古族名或国名，其字形为戊与丁的合体，戊是斧钺的形象，丁象箭或箭中靶形，成侯就是以这个字来作为部落酋王的权力的象征。“都”字在藏语中指两条河的交汇处。按照这样的的解释，成都二字的含义就应是成侯居住的(两河交汇的)地方。也有人则认为成都二字“不过是用中原华夏文字对蜀语‘成都’这两个音的一种对译罢了”。这种起源饱含争议的地名，在中国也是比较多的。
长春：关于长春地名的由来，从一些地理资料记载，有如下说法：一说是，长春之名是以长春花而命名的。此种说法，《满洲地名考》中略加提到：即“长春之意，是蔷薇的异名”；二说是：据《长春县志》记载：长春厅“设治地点，原在长春堡较东偏数里，命名放由此起。而建置之处，土人更名之日，新立城云。”由此得出长春之名，是因厅设于长春堡附近，而故名。然而长春堡之名由何而来呢，据1982年《长春地名》资料记载：长春堡是由新迁居此地的汉族人命名的，是吉祥之意；另则，长春堡是沿用了辽金时代的长春州的旧名，因此地原属于长春州辖境。三说，乾隆几次在夏季到长白山祭祖路过这里时都发现这里的气候比盛京凉爽很多，而且风景宜人，便顺口说出“长白山下春常在，伊通河畔人人爱”的诗句，于是嘉庆5年（1800年）开始在此建立地方行政机构，取其中第一句的两字设“长春厅”。
无锡：“无锡”这一地名的由来，现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即现在流行的说法，认为周、秦间锡山产锡，至汉朝锡尽，故名“无锡”。另一种说法认为“无锡”是古越语地名之一。“无”是发语词，无实义，“锡”的原义因古越语佚亡已久，无从考证。有些人认为，“无锡”和江浙地区其它许多地名，如夫椒、余杭、句容、姑苏等一样，都是属于齐头式地名，冠首字虽然写法不同，但古音相合或相近，都是古越语的发语词，无实义。这些地名随着古代吴越地区的氏族迁徙、流散和与华夏族的融合，原义渐至湮没，但一部分却因用汉字记录同样的音而保存下来，后人不知道所由来，往往望文生义，妄加解释。又有学者认为，“无锡”是因为生活在无锡的一个古越人部落以一种“治鸟”为图腾而得名，其本义应上“神”。
甘肃：以甘州、肃州各取一字得名。唐属关内道和陇右道；宋时东部属宋秦凤路，西部属西夏；金分秦凤路为秦凤、临洮、庆原三路；元初以甘州置甘肃路(不久即改甘州路)，为甘肃得名的开始，后改宁夏行省为甘肃行省；明为陕西行都司；清分陕西省恢复甘肃省，省名至今未变。
山西：以在太行山之西而行名。唐大部分属河东道；宋设河东路；金分河东北、南路；元设山西河东道，为山西得名的开始；明置山西省，后改山西布政使司；清改山西省，省名至今未变。
湖南：以在洞庭湖之南而得名。唐属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后设湖南观察使，为湖南得名的开始；宋称湖南路；元设岭北湖南道；明属湖广省，后改省为湖广布政使司；清分湖广省置湖南省，省名至今未变。
九、合并或更改的地名。
主要是指在建制变更中，因两地名合并而成的新地名。如：
山西临猗（县）：临猗（县）因1954年由原临晋、猗氏两县合并而成，而得名。
陕西的醴泉（县）：因有泉水甘甜的醴泉得名，表明该县拥有丰富的优质矿泉水资源。而1964年为简化“醴”字改作“礼泉”。
内蒙古乌海市：乌达市、海勃湾市合并。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县、博山县合称，后设特区，辖有两县；后建制名屡变化，最后为地级淄博市。
辽宁省盘锦市：锦州市盘山县升格，取盘山、锦州各一字。
通过对地名起源研究，可以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以及民俗风情、特色等。四川安乐县有个“卧佛沟”，人们沿着这个耐人寻味的地名，果真发现了一尊巨大的石佛及盛唐时期释迦牟尼涅磐的岩刻画像，还发现古人埋藏的40多万字的佛经，为佛学研究和唐代文化的探索提供了新的资料。夏、商、周是我国上古时期三个相继的朝代，然而长期找不到夏朝的物证。1977年，考古学家以河南登封县一个叫“王城岗”的古地名为线索，在那里挖掘出城墙基槽，经C—14测定为夏朝遗址。
地名的简称
随着汉语语汇的日益丰富，由若干单词联合表达复杂意思的词组大量涌现，影响了人们书写、口述的便捷，于是许许多多地名的“简称”油然而生……
京、津、冀、晋、内蒙古、辽、吉、黑、沪、苏、浙、皖、闽、赣、鲁、豫、鄂、湘、粤、桂、琼、渝、川或蜀、贵或黔、云或滇、藏、陕或秦、甘或陇、青、宁、新、港、澳、台――这是沿袭多年的全国现行34个省级政区的“简称”，但其中也有可探讨、可商榷的之处。其中冀、晋、沪、皖、闽、赣、鲁、豫、鄂、湘、粤、桂、琼、渝等14个只能算作是“别称”而已，因为都不在其政区全称的用字范围之内。部分大、中城市也有自己的简称或者别称。南京市～宁，广州市～穗，宁波市～甬，福州市～榕，成都市～蓉，太原市～并，开封市～汴，九江市～浔。
难读、易读错的地名
据说在80年前，冯玉祥手下的一个参谋在书写作战命令的时候，把部队集结的地点沁阳随手写成泌阳。沁阳在河南北部的焦作地区，而泌阳在河南南部的驻马店地区。只多了一笔，部队瞎跑了几百公里，整个战役也就完全失败了。
在我国的地名中有着许多易读错和难读的地名。像福建厦门、广东番禺、安徽蚌埠，虽然也含有异音字，但因为知名度高，被误读的几率相对比较低。
读错山东东阿的比较少，感谢关于阿胶的广告；读错涪陵的比较少，感谢来自涪陵的榨菜；读错山西洪洞的也比较少，主要还是那句“苏三离了洪洞县”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浙江的丽水（Lí离）被误读成丽（Lì立）水，台州（Tāi）被误读成台(Tái抬)州；
安徽的亳（Bó驳）州，几乎经常被读作多了一横的毫（Háo）州；
湖北的监利（Jiàn见）被误读成监(Jiān尖)利；
河南的浚县（Xùn训）被误读成浚（Jùn俊）县；
湖南的耒阳(Lěi垒)被误读成来阳，而真正的莱阳在山东；
郴州(Chēn抻)被误读成彬（Bīn宾）州；
新疆的巴音郭楞（Léng）被误读成愣(Lèng)；
内蒙古的巴彦淖尔(Nào闹)被误读成卓(Zhuó)；
河北的蔚县，正确读音是Yù（玉）；
安徽的歙县，正确读音是Shè（社）；六安，正确读音是Lù（路）；
山西的繁峙县，正确读音是Shì（是）；长子县，正确读音是Zhǎng（掌）；
山东莘（Shēn深）县，学生们一般读不错，因为有莘莘学子之说；但上海有个莘庄(Xīn新)。
江西铅山（Yán盐）,误读率很高,“铅”还是多音字而且是地名专用的字音。
还有很多难读的地名：
山西的隰县（Xí），山东的莒县（Jǔ），茌（Chí）平，河北的井陉（Xíng），蠡县（Lǐ），四川的郫县（Pí），珙县（Gǒng），犍为（Qián前），安徽的黟县（Yī），枞阳（Zōng），湖北的郧县（Yún），江西的婺源（Wù）；浙江的鄞县(Yín)，江苏的盱眙（XūYí），邗江（Hán），邳州（Pī），河南的柘城（Zhè），武陟（Zhì）；
湴bàn，方言指“烂泥”，江西萍乡市的源湴乡以地处山间多烂泥田得名；
luó，瑶语指“茅草”，湖南洞口县溪瑶族乡的名称起源，相传是明代有瑶族在溪边盖茅草屋定居。
还有特定含义的自造字。例如：氵鵣chí,用于浙江永嘉县五氵鵣乡，相传猎人在此发现水边有五只美丽的水鸟鸂鶒（xī chì），后人为此地取名五“氵鵣”――因“鸂鶒”二字书写复杂，每字取一部分组合而成；石太tài，广东英德市民间用以指称一边高一边低的石山，高处称上石太，下石太镇座落低的一边，故名。曾深入探索我国古代地名学理论并颇有建树的金祖孟先生谈到：“中国最古的地名，往往同一字包括专名、通名两部，如‘嵩’字，上半‘山’字为通名，下半‘高’字为专名；‘汾’字，左旁‘水’为通名，右旁‘分’字为专名；‘郿’字，左旁‘眉’字为专名，右旁‘邑’字为通名。此外，如岐、岢、岱、崤、岷、崞、峄诸山名，汝、江、汶、沁、沂、沅、河、泌、沭、泗、洛、洙、洧、浙、淮、淝、济、淄、渭、湘、汉诸水名，邠、邢、邲、邳、邰、邽、郫、郢、郓、郑诸地域名，都是古代地名。这种古地名的产生，不仅是‘用字命名’，而且是‘造字命名’。”
淼miǎo，形容水大，江苏常熟市淼泉镇以境内河道纵横、水网密布得名，而其正体字“渺”却有微小意；甽zhèn，“山下根之受山上流水处曰甽”（《释名，释山》），浙江宁海县深甽镇起名于千年前的宋代，且“甽”原是本字，而今之正体字“圳”却是岭南俗写；tún，同“坉、屯”，意为寨子，在贵州省兴仁县脚镇则形象表现其“建村于土台之上”的地理特征。
当然，语言是流动的，是液态的，今天的错误有些或许就成为明天的正音了，这一切都是人逐渐造就的，字典只是一个特定时代的语音规范。但是，读对一个地方的地名，是对别人的起码的尊重。
地名文化中的奇葩：北京胡同文化
在中国地名中，最具特色的，当属北京胡同了。北京地名的以胡同相称的居多，而且大多集中在城区，郊区的数量较少。可以说胡同是北京最具特色的地名，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景观和文化景观。老北京就是由胡同组成的，胡同是北京的精髓。所以有关胡同的研究也就成为北京地名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几百来，有关胡同的著述数不胜数，从不同角度对胡同的起源、形成、命名、变化及文化内涵进行深层次的考证和研究，逐步形成了独具北京特色的“胡同文化”。
对“胡同”这一地名的起源主要有以下六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也是最通常的说法，是说“胡同”一词的本意为蒙古语“水井”的意思，其最初的发音为“忽洞”。现在内蒙古地区用“井”做地名的也很多，“赛因忽洞”(好的井)、“哈业忽洞”(双井)。因为城镇居民生存离不开水井，所以有人居住的地方就必有水井，于是“井”便成为人们居住地的代称。蒙古人建立元朝后，也将此语带入中原，于是人们将“忽洞”逐步谐音为“胡同”。
第二种说法是说“胡同”的原意为“浩特”。蒙古语中称城镇为“浩特”，蒙古人进入中原后，将北京作为大都城，于是便按照他们的习惯，将中原城镇街巷也称为“浩特”，后被京城的汉族人讹成了“胡同”。
第三种说法是说金、元时期，中原汉人将北方少数民族称为“胡人”。蒙古人建立元朝后，京城的汉族人仍私下里叫他们“胡人”，并把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胡同”，为“胡人大同”之意。
第四种说法与第一种说法完全不同，认为“胡同”一词的起源与水井无关，而是与火有密切的关系，即与汉语中的“火巷”有直接关系。这种“火巷”就是南宋时期人们在城市中设置的防火隔离带。因为城市中人员密集，房屋鳞次栉比，水源缺乏，一旦失火就会延烧百家，为了防止火灾的蔓延，便设置了防火的隔离带——“火巷”。“火巷”一词本是汉语，但从蒙古人口中读出，再由其读音转译成汉语，就成了“胡同”了。
第五种说法是说“胡同”两个字的正写是“胡衕”，它是从蒙古语而来的。在蒙古人居住地，比村落稍大的部落叫“胡衕”。元朝在建大都时，最初是按片建设居民区的，每一片就是一个比村落小的居民聚落，于是便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将其称为“胡衕”。因“胡衕”书写繁琐，于是就简写成“胡同”。
第六种说法是说元朝初期，蒙古人开始兴建元大都，当时城内居民的住房都是按片建设的，中间辟有通道等，这种通道在蒙古语中读音为“火疃”，后来北京人便将那些居住区之间相通的小通道、小过通、横街、小巷等通称为“火疃”，以后被谐音为“胡同”。
北京的大小胡同星罗棋布，数目达到7000余条，每条都有一段掌故传说。胡同的名称五花八门，有的以人物命名，如文丞相胡同；有的以市场、商品命名，如金鱼胡同；有的以北京土语命名，如闷葫芦罐胡同等。如司礼监胡同、恭俭胡同（内宫监变音而来）、织染局胡同、酒醋局胡同、钟鼓司胡同、惜薪司胡同、蜡库胡同、瓷器库胡同等等，都是历代内府太监的监、局、司、库，各衙门所在地，显示了当时皇城的范围。从前众多的衙署也遗留下不少胡同地名，如东厂胡同是明代有名的锦衣卫所在地，是太监残害忠良的地方。南、北太常胡同，是以太常寺而取名。贡院胡同，为明清的考场。许多权贵第宅所在地，也成了胡同名字，如李阁老胡同，《长安客话》说李东阳的居住所在武定侯胡同，为永乐年间功臣郭英的住宅所在。汪家胡同原清雍正、乾隆时宠臣汪由郭的居住所在。同时，手艺好的手工业者、买卖公道的商贩，也因居所被人叫熟，慢慢形成了胡同。如刘兰塑胡同、磨刀儿胡同、粉房刘胡同、豆腐陈胡同、沙锅刘胡同等。甚至一般老百姓名字也成了胡同的名称，如王老胡同、石老娘胡同、宋姑娘胡同，等等，据说这类以贫贱者命名的胡同大大超过权贵者命名的胡同，这是北京胡同名称值得称道的地方。
地名文化源源流长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情感、思想与道德、智慧与价值，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层面，地名正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层面。地名是各个历史时代人类活动的产物。它记录了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辉煌，记录了战争、疾病、浩劫与磨难，记录了民族的变迁与融合，记录了自然环境的变化，有着丰富的历史、地理、语言、经济、民族、社会等科学内涵，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们不仅要了解自己祖国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还要对一些逐渐消失的地名加以保护，才能够更好的继承和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为使古老的地名更好地为当今、为后世服务，必须增强对地名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从我们身边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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